徐开垒： 通过地下党朋友的指引，我考入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然后由柯灵向范长江推荐，调入《文汇报》社，担任文教版编辑，每晚与陈钦源一起编发全市大中学生欢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国大庆的通讯，有了固定的“用武之地”。1951年开始，作为报社外勤记者，我在全市各条战线采写新闻，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并在50年代先后写作出版了《芝巷村的人们》、《美丽的上海》等书。
访： “笔会”是在全国读者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副刊，您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副刊主编，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徐开垒： 经历了包括思想改造运动在内的几次政治运动后，《文汇报》曾在1956年初停刊，时任总编辑的徐铸成率领全报社人员搬迁到北京办《教师报》，后因党中央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毛泽东主席说《文汇报》应该恢复出版，同年9月，报社人员又从北京迁回上海，于10月1日恢复了报纸出版，并同时恢复解放前副刊的名称——“笔会”，我和陈钦源担任编辑，两人分头外出组稿。当时，我到长乐村访丰子皑，去海伦路看沈尹默，对巴金、傅雷、丰子恺等人还写了访问记。著名文学家王统照是我在暨南大学就读时的语文老师，打听到他在山东的地址后，我也写信去组稿。王老师随即寄来了《炉边杂谈》。巴金则寄来《秋夜杂感》。丰子恺以前写的“缘缘堂随笔”，这时也在“笔会”重现。
可惜，好景并不长，半年多后的1957年，《文汇报》因“方向性错误”再遭厄运。正当徐开垒争取到巴金这样的作家为“笔会”写杂文，丰子恺这样的作家重新提起笔来写“缘缘堂随笔”，傅雷这样的翻译家写散文随笔时，反右运动出人意料地开始了。京沪杭三地，许多专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不少人在“笔会”上发表过文章。为了批判作者，“笔会”被上纲上线，一时被认作是“毒草窝”。
访： 这个阶段应该不短。
徐开垒： 直到60年代，特别是1961年前后，因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和科学工作会议召开，“双百”方针被再一次郑重提出来，“笔会”又恢复到1956年刚复刊时的样子。于是，大家又有了“可以说说话”的地方，我和同事们设计了几十个栏目，不但有巴金、茅盾、冰心等作家，还有伍蠡甫、贺天健、谢稚柳等艺术家。
访： 从作者，再到副刊的编辑，您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徐开垒： 我自己是从向《文汇报》投稿开始才成为一名编辑的，所以我很能理解群众的投稿热情，在编副刊的时候，应该说，我是重视群众来稿的。《文汇报》要通过知识分子、各界专家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当然，同时也不能忽视群众投稿。
秉承柯灵关于与知识大众“鱼水之情，道义之交” 的办刊思路，在广泛的交往中开辟稿源，“笔会”后来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繁荣期。但是到了1965年，“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一展开，报社就把文艺部“笔会”编辑室里的几个人分割出来，另成立副刊部。l966年“文革”开始，除了个别人，“笔会”的编辑基本全部靠边，接受审查。我被发配到上港三区，与报社的“牛鬼蛇神”一道，在一个大仓库里过起了“大班子”的改造生活。
访： 您在副刊编辑的岗位上，工作了近三十年，现在看到“笔会”有怎样的感想？
徐开垒： 副刊编辑占据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在这些年代里，我有痛苦，有欢乐，有压抑，有舒畅。纵观几十年经历，我至今还怀念： 1956年，1962年，1977年至1980年。在我工作期间，特别是在我工作时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里，我是多么希望“笔会”能恢复每星期出刊五六次。但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它一直没有按中国报纸副刊传统，如叶圣陶先生对我说的那样，“日出一大版”。直到1996年，我往昔梦寐以求的“笔会”日出一大版的愿望，才终于实现。虽然那时我早已从编辑岗位退回到作者和读者的位置上来了，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那时我虽然在深圳过春节，但是仍禁不住写信给我的接班人肖关鸿：“我羡慕你们。”现在，我仍然觉得，我羡慕现在的文汇人。